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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明日报:不惧扼制 不懈创新 制胜科技角力场

发布时间:2019-05-29 发布来源:光明日报

  本期嘉宾:
  
  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汪寿阳
  
  中央党校(国家行政学院)经济学部副主任 董小君
  
  best365官网登录|首页_欢迎您!所长 石谦
  
  1.在中国科技产业有能力从中低端向高端跃升的关口“卡一下脖子”,是美国的战略选择
  
  光明智库:随着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,近一年来,美国对中国科技遏制轮番登场,科技成为另一个角力场。美国对中国科技采取了哪些遏制行为?为何对这一领域如此重视?
  
  董小君:美国利用贸易与投资的政策工具,对中国高科技产业进行极限施压,主要包括如下方面:
  
  提高产品关税。此次美国加征25%关税涉及的10个领域,是我国高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,大多是高技术、高附加值产品。
  
  实施全面技术封锁。2018年,美国国会通过《出口管制改革法案》,并发布14类前沿技术封锁清单,拟对生物技术、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进行出口管制。
  
  对华高科技企业实行“长臂管辖”。美国利用在国际政治中的特殊地位,以国内法直接制裁我国实体经济。相关材料显示,截至今年5月17日,中国261家企业被列入美国出口管制“黑名单”,占美国实体清单总数的21.9%。
  
  推动外商投资审查制度改革。通过《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》,重点审查27个核心高科技行业,法案内容明显针对中国。尤其是以国家安全名义,严格限制中国公司并购美国高新技术企业。
  
  中断人才交流。美国政府加强对中美科技人才交流的管制,如严格限制科技、生物等领域的中国学者、学生赴美学习交流。
  
  联合盟友,遏制中国高科技在西方市场的发展。
  
  由上可知,本届美国政府的战略意图就是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。
  
  汪寿阳:本届美国政府的首份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》就将中国定位为“美国的对手国家”,对华遏制成为美国国家战略。事实上,长期以来,美国就对出口中国高科技产品施加各种限制。2007年,美国限制20类高科技产品出口中国,包括航空器及航空发动机、惯性导航系统、激光器、光学纤维、贫铀、水下摄像机及推进系统、先进复合材料以及高科技通信材料等;2015年,禁止向中国出口与超级计算机有关的技术等。近年来,更是对我国加强了科技封锁和围堵,包括投资限制,如禁止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半导体和5G无线通信等科技领域;人才限制,针对我国海外高层次人才动作不断,解雇华人科学家、限制我国科学家赴美交流。
  
  石谦:近一年来,美国不断加大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力度,强推“中美科技脱钩”,甚至以国家安全名义,打压一些遵纪守法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,同时不断污名化中国科技发展成就。这些动用政治力量直接干涉科研合作、市场竞争的行为,与美国一贯标榜的自由贸易、自由竞争原则背道而驰,让国际社会大跌眼镜。
  
  当前,中国部分高端产业在全球具备了较强的竞争力,且发展势头迅猛。在科技实力的支撑下,中国经济正在实现动能转换,并加速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。对于长期引领全球科技产业发展,享受“收学费”待遇的美国来说,这是完全无法容忍的。在中国的科技产业真正有能力从中低端向高端跃升的关口,“卡一下脖子”,是美国的战略选择。
  
  当前,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,传统科技强国在新的科技范式中可能优势下降,新兴国家则有望后来居上。比如,在5G成为核心关键之一的科技产业中,中国有可能领先一步。在新旧范式转换之际,全力遏制中国后来居上,成为美国霸权思维作祟下的战略选择。
  
  2.须有长期应对的思想准备,从国家战略层面统筹谋划、积极应对
  
  光明智库:在美国对我国高科技产业的极限施压面前,我国采取了哪些应对举措,还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?
  
  汪寿阳:对国内,我国大力鼓励科技创新,不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。针对本届美国政府愈演愈烈的科技封锁,在人才引进、科技合作等方面,采取更加低调务实的方式;在国际上,一方面仍希望通过平等对话与美国开展谈判磋商;另一方面,不断加强宣传,寻求道义支持,让世界各国对美国政府的无理恐吓、倒行逆施有全面了解。此外,我国也在不断加强与其他科技强国的交流与合作。
  
  对于美国的高科技封锁和围堵,中国要有长期应对的思想准备,从国家战略层面统筹谋划、积极应对,从短期、中期和长期三方面设计政策与措施。高科技的发展链条,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发再到产业化的。今天,我们需要花大气力攻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卡脖子的技术难题,更需要从长远布局,解决10年甚至20年后中国科技产业发展的基础科学难题。
  
  董小君:在中美经贸摩擦持续升级的过程中,要向跨国企业传递“中国将一如既往开放”的理念,并从细节入手,营造一个可预期的更优质的营商环境。留住跨国公司,也就留住了产业链,这对我们十分重要。
  
  面对美国的科技扼制,我们应加大科技创新力度,从“中国制造”向“中国创造”转变。有三个问题必须重视:一是要建立“企业主体+市场导向”的科技创新体系。政府应搭建创新基础研究平台,企业需要以市场为导向,发挥主体作用,形成产业链,协同创新。二是推动基础教育与基础研究“加力增效”。基础教育方面,要增加教育投入,优化投入结构;基础研究方面,发挥高校优势,建立科研院所联动机制,建立优势明显、链条互补的跨学科、跨best365手机官网研究团队。三是培养造就科技创新人才。可以参考美国《拜杜法案》,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,为政府、科研best365手机官网、产业界三方合作提供有效的制度激励,加快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步伐。
  
  石谦:在科技领域,应对美国最好的举措仍然是“做好自己的事”。目前,我国已经与15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,签订了114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,加入了200多个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组织。在此基础上,应当加强对国际合作规则的研究,面向全球传达共同遵守国际规则的愿望,充分尊重各方的利益诉求,呼吁各国在多边机制下谋求共同发展,而不是只为一己之私。
  
  科技的发展来不得半点马虎。在发展过程中,充分的积累至关重要。我们要做好战略研判,适应新时代国际形势新变化,持续推进深化改革,从跟踪式布局转向更加侧重创新策源,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。发挥长三角一体化、粤港澳大湾区、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引领作用,鼓励各地积极大胆探索各具特色的创新驱动发展路径。
  
  3.我们一贯坚持自主发展道路,外部遏制的作用必然有限
  
  光明智库:事实上,美国高科技遏制战略由来已久,曾对日本和韩国进行打压。借鉴两国处理美国高科技遏制的经验,中国应怎样化“危”为“机”,让“中国制造”更好更快地向“中国智造”“中国创造”转变?
  
  汪寿阳:在高科技领域,日本和韩国都曾受到美国的遏制和打压,日本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。第一,当年日本在半导体芯片领域取得快速发展,是因为日本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,有明确的国家计划来赶超美国集成电路。日本整合了产学研相关力量,加强了企业间的协作,所以在短期内超过了美国由风险投资支撑的创新模式。1974年日本政府批准了“超大规模集成电路”计划,到1980年日本就占据了全世界30%的半导体内存市场;1985年日本占据了全世界超过50%的半导体内存市场份额。当然,这背后有日本国家实力支撑,也有核心技术和高技术壁垒支持。第二,当日本的半导体芯片产业被认为“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风险”后,美国要求日本政府签订了“半导体协议”,当时日本政府和企业主动放弃了许多业务,导致了日本半导体芯片行业在此后不断衰落。
  
  与日本和韩国相比,我国不仅具备完整的科技产业链,也有巨大的国内市场,所以有更强的韧性。一方面,我们可以通过加强研发,不断提高科技核心竞争力;另一方面,也应该重视有广泛市场前景的高科技成果产业化推广。因此,如何有效降低成本、提高效率、扩大产业化规模,是高科技产业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的。未来,如何让民营企业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,也特别需要重视。
  
  石谦:美国对日本、韩国的遏制战略确实产生了效果,但是日韩与中国的体量和战略纵深不能同日而语。我们一贯坚持自主发展道路,外部遏制的作用必然有限。
  
  首先,要坚定于对未来大势的判断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,5G、AI等新技术是我们的战略选择,要坚信对新技术发展方向的判断,咬定青山不放松,外部打压只会逼出我们更好的发展。
  
  其次,要坚持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国际科技竞争合作模式。当代科技不是单打独斗的独角戏,而是多方合作的团体战,我们应当坚持开放合作的态度,寻求合作共赢的道路。我们国家政府间科技创新合作格局已经形成;已与世界主要国家建立起稳定的创新对话机制,定期开展国家间高层级、宽领域、多主体的合作对话;虽然受到打压,但我们还应当继续推动科技企业“走出去”。
  
  事实上,我们不能跟着美国的节奏误入歧途,而是要坚持不懈地做好自己的事,这样就一定能雨过天晴。
  
  董小君:历史上,日本和韩国针对美国高科技遏制战略,探索出一些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。
  
  一是自设“出口数量上限”与“贸易顺差转移”模式。日美两国1971年签订“日美纺织品协定”,1976年签订“特殊钢进口配额限制协定”,都设定了出口上限。日本将富余产能转移到第三国,产品再迂回出口到美国以缓解贸易顺差。20世纪90年代,美韩存储器之战,韩国减少对美存储器的直接出口,将富余产能逐渐转向中国。
  
  二是探索与美国的“产业链融合”模式。从战术层面看,中美产业链这块压舱石不能丢。为躲避美“长臂管辖”,中国企业可借鉴日本和德国的应对路径。日本走的是“产业链融合”道路。20世纪80年代,本田等日本汽车厂商在美压力下,纷纷把生产基地搬到美国,并本地化采购美国设备和零部件。
  
  三是找准自己的位置,实行“错位竞争”。日美“半导体协议”签订后,双方进行势力范围划分,即日本发展偏制造加工的内存和模拟半导体产业,美国发展技术要求更高的数码半导体和核心的电脑操作系统。同样,1986年前后,韩国在半导体芯片业与美国没有正面直接竞争,而是进行了市场细分,美国发展更具高附加值的处理器、ASIC等领域,韩国以存储芯片为主攻方向。鉴于此,中国在高科技产业领域可探索与美国优势产业错位竞争。如在5G领域,我国可发挥比较优势,与美国在5G产业价值链的垂直分工领域进行合作。
  
  四是探索“互换技术、共同研发”模式。这是韩国的做法。2014年,三星与英伟达关于图形处理器专利产生纠纷,经过谈判,签订协议达成和解。双方在稳定核心利益的同时都做出了让步,同意将自身的部分专利授权给对方,并进行下一代GPU的共同研发。
  
  4.我们有充分的底气和充沛的自信应对各种挑战
  
  光明智库:面对美国对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围堵,中国的底气和自信源自哪里?应在哪些方面寻求突破?
  
  董小君:中国的底气和自信源自正在增长的实力。一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推进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《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》显示,中国位列第17位,正式跨入世界科技创新型国家行列。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良好,目前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过12%,载人航天、高速铁路等多个领域实现重大突破,人工智能、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区块链等新技术、新产品不断涌现,一批技术进入国际市场第一方阵。二是中国是世界唯一拥有全产业链的国家,涵盖了联合国产业分类的39个工业大类、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,形成了目前全世界“独一份”的、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。
  
  应在以下方面寻求突破:一是以更大力度的开放化解封锁。创造更好的科研生态环境,吸引更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来中国发展。在人工智能领域,50%左右的科学家是华人,当在美华人科学家受到排挤时,要为他们开辟回国发展的道路。美国越堵,中国的大门就要开得越大。二是将风险转化为机遇,抓紧发展“卡脖子”产业。未来,中国在积极争取外源性技术供给的同时,必须立足于内生性技术研发,抓住时机发展核心零部件和核心软件,加速自主可控与国产替代,填补市场空缺。
  
  汪寿阳: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,历史上也有过非常高的科技水平,只是后来的发展路径和西方不同。在高科技领域,我们有过“两弹一星”的辉煌历史。即使在今天,“两弹一星”精神仍不断激励着奋斗在一线的科技工作者。我国有庞大的高素质科研大军,有完备的工业基础和良好的创新生态;在高科技产业领域,我们还有一批责任感强、有远大抱负的企业家,他们有信心、有能力把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做得更好。这些都是我们的自信源泉。
  
  科技发展有其自身规律。若干技术发展得久了,就需要变化、变通、变革,这恰恰给后来者以赶超的机会。当前高科技领域也存在着很多这样的契机,这是我国科技界和企业界需要及时把握的。
  
  石谦:中国目前虽然还不是科技强国、制造强国,但已然是科技大国、制造大国;虽然还有不少被“卡脖子”之处,但是没有谁能从整体上遏制我们的发展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,我们已经在发展中形成了应对外部挑战的历史经验,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我们的制度优势,我们有充分的底气和充沛的自信应对发展之路上的各种挑战。
  
  我国科技体系和教育体系都相当完善,已经培养了大批STEM(科学、技术、工程、数学英文首字母缩写)人才,在绝对数量上居于全球前列。我国市场规模庞大,有足够的伸缩性和丰富的层次性,有能力应对技术供给的变化。同时,庞大的用户群体及其消费习惯,也为技术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场景。
  
  本文刊登于2019年5月29日《光明日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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